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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越高,其国民诚信度也越高?

来源:澎湃新闻网(上海);发布时间:2016-11-29 09:25

   如果你在马路上看见一位老人摔倒在地,你好心去扶他的同时是否担心遇到碰瓷党而卷入官司?如果医生给你开了一大堆药,你是否会怀疑他从中获得回扣?如果你去餐馆就餐后肚子闹情绪,你是否怀疑是地沟油闹的?如果你给红十字会捐款,你是否怀疑善款将落入郭美美之流的口袋?

 
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经历过上述纠结的时刻,这种种困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诚信的严重匮乏。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愈来愈高。在一个社会诚信缺乏的市场经济下生活的人们,通常会感到活得很累很辛苦。前段时间有个同事买了套清水房需要装修,由于担心装修队偷工减料,他不仅要全程在现场监工,而且要时不时买点烟酒孝敬工人。几个月装修期熬下来,人大病了一场。 
 
本文将介绍两项对社会诚信的经济学实验研究(即社会诚信的跨国比较),以此来谈谈影响社会诚信的因素以及社会诚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介绍学者们度量某群体诚信水平的两个游戏。第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游戏是 “扔硬币”。游戏结束后,参与者向组织者报告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朝上,报告正面朝上的参与者将获得一定的货币奖励,而报告反面朝上者没有任何奖励。需要说明的是,组织者没有观察到游戏结果,而只是根据参与者报告的结果派发奖励。因此,结果是反面朝上的参与者将面临两个选择:如实汇报而一无所获,或谎报结果以获取奖励。众所周知,一个正常的硬币在经历多次投掷后出现正面的次数应该是总投掷次数的一半。因此,组织者可以通过观察报告正面结果的比例来判断某群体的诚信水平。
 
另外一个游戏是“掷骰子”。参与者被要求连续掷两次骰子,并报告其第一次掷出的点数。如果参与者报告1点,他将得到一块钱;报告2点,两块钱;以此类推。但如果报告的是6点,他则一无所获。同扔硬币的游戏类似,组织者观察不到参与者投掷出的点数,因此参与者所获报酬将完全取决于其报告的结果。概率知识告诉我们,如果每个参与者都表现诚实的话,那么报告的均值将是2.5点;相反如果大家都极度不诚实的话,报告均值将为5点。但在这两种极端情形下还存在灰色的中间地带。比如,参与者可能会报告两次投掷结果中高的而非第一次投掷结果。那么,此时参与者还是在撒谎。只不过,他们在通融自己(bend the rules)而非肆无忌惮的藐视规则(flagrantly ignore the rules)。如果参与者这样做的话,报告的均值为3.47点。
 
在第一项研究中,英国经济学家David Hugh-Jones通过一个调查机构(Qualtrics)在网上召集了来自世界上15个国家的1500多名 “扔硬币”游戏的参与者。 
 
上图展示了Hugh-Jones实验的结果(纵轴为报告正面朝上的比例,虚线50%为诚信线)。他发现,除了英国(GB)和南非(ZA)外,其它国家的参与者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诚信。其中三个东亚国家中国(CN)、日本(JP)和韩国(KR)的不诚信程度最高。
 
有趣的是,Hugh-Jones在另外一个通过音乐知识测试诚信水平的实验中发现日本人最为诚信。这一结果同上述实验结果大相径庭。作者推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可能对不同实验方式的态度和理解有差异(比如,东亚国家的人们对扔硬币这类游戏习以为常,因此认为做点小动作无伤大雅等)。因此,这一实验的结果可能更多地反映了文化差异而非诚信差异!
 
同样来自英国的两位经济学家Simon Gather和Jonathan Schulz(以下简称GS)在一项长达近五年时间的研究里邀请了世界上23个国家的2568位青年人(大部分是学生,平均年龄21岁),参与了上述的“掷骰子”游戏。 
 
上图报告了GS根据国家分类的实验结果(纵轴为点数的平均报告值),数值越高表示诚信水平越低。图中有三条横线条特别值得注意:2.5代表完全诚信,3.5附近代表通融自己下的不诚信,而5则代表了对规则的完全藐视即完全的不诚信。从上图中GS得出了下列结论。
 
首先,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绝对诚信或绝对不诚信的国家,所有国家的年轻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轻视规则现象。
 
其次,英国、瑞典以及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诚信程度最高(平均报告值约为3;立陶宛的诚信程度也很高)。
 
再次,中国,越南和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诚信水平相对较低(平均报告值约为3.5)。
 
最后,在这23个国家中非洲的坦桑尼亚和摩洛哥的青年人对规则的遵守程度最低(平均报告值约为4)。换句话说,这些国家青年人中存在普遍的轻视规则而对自己通融的倾向。
 
此外,GS还利用公开数据对这些国家构造了一个所谓的社会违规指数(PRV index : prevalence of rule violations)。这一指数的构建主要基于政治欺诈、逃税和腐败等三大指标。上图中的横轴正是社会违规指数。GS对社会违规指数和年轻人的诚信水平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此来揭示一国的社会违规现象对该国年轻人诚信度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衡量一国诚信水平时特意选取了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的诚信程度受社会违规程度的影响,但不会反过来影响社会违规程度。这有助于解决回归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保证研究结果更加可靠。 
 
GS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上图中的虚线体现了回归关系)。具体地说,相对于奥地利和荷兰等社会违规指数低的国家,那些社会违规指数高的国家诸如坦桑尼亚、格鲁吉亚和危地马拉等国的年轻人在“掷骰子”的游戏中表现得更加不诚实。前者报告的骰子数均值为3.17,而后者报告的骰子数均值为3.53。因此,GS认为生活在社会违规现象普遍国度(社会违规指数高)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在游戏中通融自己而轻视规则。
 
GS的结论非常有道理而且很容易理解。当一个国家政治欺诈盛行,人人用尽一切方法逃税,以及官员遍地腐败,社会风气就会非常差。在这种环境下,年轻人投机取巧、走后门和撒谎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而且成为他们生存的必要手段。有趣的是,GS进一步发现那些报告骰子数为5的比例(完全不诚实者)同社会违规指数间并不相关。因此,腐败的社会风气并没有把其国民变成厚颜无耻的说谎者(brazen liar)而是让他们变得更加轻视规则而通融自己(truth-stretcher)。
 
上述研究揭示了影响社会诚信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想知道社会诚信度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何影响。19世纪中国学者冯桂芬认为当时英国经济上的成功建立在下列四大因素之上:对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发达的农业、对统治者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及平民间的言而有信。受此启发,Hugh-Jones研究了国民诚信度同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
 
Hugh-Jones发现在其样本中国民诚信度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的国家其国民的诚信度越高。有趣的是,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在1950年以前相当显著;但在随后的60年间,这一关系逐渐变弱甚至消失了。他给出了这么一个解释:早期当制度和科技不够发达时,社会诚信是正式合约执行的一个重要替代品。因此,那些持有诚信价值观的国家将从中在经济上获益。后来,经济发展改善了制度和科技,这使得对合约执行的监督变得更加方便。因此,诚信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减弱。此外,由于价值观的高度持续性,诚信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也就在后期的数据中或有或无的保留了下来。 
 
古语云“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圣人一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更是道破了诚信对个人的重要意义。GS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诚信的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政治透明,减少腐败,加强法制是关键。只有当国民觉得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公平的以及透明的时候,他们才会倾向于诚信并遵纪守法。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搀扶摔倒的老人时不用担心遇到碰瓷党;民工们不用四处奔走追讨被拖欠的工资;民企的老板们不用为了收款而绞尽脑汁;好心的捐款者不用担心善款流进了贪官或郭美美的腰包。